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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响堂:中国石窟艺术的经典

时间:2015年12月03日来源:本站原创作者:admin点击:
  

 

文/郭培伦

 

响堂山石窟为中国十大石窟寺艺术之一,是北齐石窟寺艺术最集中最杰出的代表.其覆钵式塔形石窟造型及新异造像题材、造像风格、洞窟造型和纹饰等成为此后中国石窟艺术的经典,使中国雕塑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的巅峰。著名石窟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称“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在响堂”。响堂石窟还开辟了大规模刻经的先河,影响了千余年的中国刻经文化体系。

 

北齐有两个政治中心,一个是国都邺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一个是别都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北齐皇帝高洋信奉佛教,他在往来于两座都城的必经之地,选择山青水秀之处修建宫苑和石窟寺院,作为他来往于两都之间的避暑、游玩和礼佛之地。邯郸市峰峰矿区南北响堂石窟和涉县娲皇宫石窟就建在这条两都往来必经的交通要道上。

 

响堂之谓

 

滏口陉是太行八径之一。这里山势嵯峨,形势险峻,是从山西高原穿太行,经武安东入华北平原,北俯邯郸,南扼邺城、相州(今河南安阳)的战略要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滏口径一侧的响堂山石窟包括南响堂、北响堂(含常乐寺)、水浴寺(又称小响堂)石窟,也应包含同时期开凿的涉县娲皇宫石刻和今河南安阳辖界内的宝山灵泉寺和小南海石窟。

一直以来这里就称响堂山吗?石窟所名何来?当我们循着历代碑刻和文献追寻下去,方才渐渐弄清其中端倪——

据这一带的老辈人传说,响堂石窟寺庙幽暗,时常有凶煞罗汉出没,所以,过去当地人很少进去。不知哪个朝代,有一个叫赵二爷的老羊倌进去过。二爷说他头脚刚踏进到石窟,就听到“哐、哐、哐”的巨大声响,就像千军万马在征战,吓的赵二爷赶紧逃了出来。从此,人们就把这座石窟寺庙叫做响堂寺。后来,响堂寺的名气越来越大,人们就把这座山也叫成响堂山了。

南北响堂山所在的山实际称为鼓山。《汉书﹒地理志﹒魏郡》记载:“钦口山,白渠水所出”。据考证,汉时的钦口山即现在的鼓山,古白渠水就是现在流经邯郸的牤牛河。郦道元《水经注﹒卷十﹒浊漳水清漳水》记载:“白渠水出魏郡武安县钦口山,东南流,迳邯郸县东……”。《地理志》也说:“白渠水东至列人入漳,是也”。钦口山在十六国时也称“牵口山”。鼓山之名始见于《永初古今山川记》(永初为南朝宋年号),除隋代曾改称“滏山”外,历代一直沿用鼓山之名。明代以来,响堂山一名大量见于碑碣中。学者们认为,响堂山应源于当地对石窟的俗称。上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此实地调查后,以“响堂山石窟”之名发表于《支那佛教史迹踏查》一文,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更进一步推测鼓山之所以称“响堂山”,应与鼓山自鸣的传说有关。由此,响堂山之名渐为学界所认同。

响堂山之名源于响堂寺,而响堂寺之名又源于何时?从目前看到的资料,南响堂石窟开凿于北齐天统元年(565),北响堂石窟开凿的上限应该在东魏天平元年(534),至迟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已基本建成,北齐天保初,北响堂石窟已成为邺下一所较大的官寺了。按照现存碑刻和资料记载,南响堂称滏山石窟寺,北响堂初名石窟寺,北齐天统年间更名智力寺,宋嘉佑年间更名常乐寺至今,因北响堂山实际称鼓山,所以又称其作鼓山石窟寺。

鼓山所以叫鼓山,按照《冀州图经》的说法,邺城西有石鼓,鼓自鸣,即有兵。《魏都赋》也说,北朝高齐末年,滏阳石鼓声大作,不久北齐就灭亡了。隋大业(隋炀帝年号)年间,滏阳石鼓又响起来,方圆百里都能听得到,随之兵戎四起,天下大乱,很快隋朝也灭亡了。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

关于“响堂”,明代张应登《游滏水鼓山记》中说:“有锣鼓石,应击,亦曰响堂”。时至今日,还时常有游人在石窟中以掌或以石相叩,仍可闻窟中如鼓如磬空然作响。清人《响堂晚钟》就有“闻钟惊刹见,叩石诧山鸣”的句子。还有一说,北响堂石窟是北齐高欢帝的“享堂”,所以谐称响堂。

 

响堂秘境

 

一直以来,当地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神秘传说。当年,开凿鼓山石窟的工匠们心中充满了疑惑——。早在北魏时期,工匠们的父辈就开始在都城平城(今大同)西侧的武周山开凿了大型的云冈石窟寺,依照北魏五位皇帝的形象雕凿了包含五尊高达数十米主佛造像的昙曜五窟。后来由于都城迁往中原的洛阳,他们随皇室贵族也来到了洛阳。在洛阳的龙门山他们又为皇帝和太后开凿了伊阙石窟(龙门石窟)。北魏政权分裂后,以高欢为主的东魏皇权将都城迁到了邺城(河北临漳),他们又随高欢来到了邺城,起初是为他们建造都城。后来,他们又被派遣到这个叫做鼓山的地方开凿石窟。工匠们一直在为皇室贵族营造精神家园,而这次,工匠们似乎都感受到了一种隐隐的不祥。

工匠们的对外联系被断绝,所有的活动被监视,他们只能日夜不停地在山体上雕凿、彩绘着一尊尊佛像、菩萨、弟子、飞天伎乐。经过无数的日夜,当一个个宏伟的石窟寺庙呈现在鼓山山腰,工匠们期盼已久的回家与久别的亲人团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都城又传来一个新任务——在大佛窟佛顶部再开凿一个隐秘的洞穴!

隐秘洞穴也终于完工。装饰一新的鼓山石窟寺迎来满朝的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一场盛大的丧仪在神秘的气氛中进行。工匠们终于明白,征战沙场开拓了一朝伟业的北齐献武王高欢驾崩了,他们开凿的这座石窟寺庙原来也是北齐帝王的陵寝。按照先朝的规定,为了防止帝王陵寝被盗,建造陵寝的工匠是要被杀死殉葬的。匆忙中一个工匠悄悄在山石上刻下了不为人知的密码,而这个密码是在他离家前就给儿子交待好的,只有他的儿子才能解读。果然,为防止皇家陵寝秘密的泄露,安葬仪式后,所有的工匠被全部杀死并葬在鼓山之中。高欢陵寝的洞口也如佛龛样式,人们从外面看不出石窟上面还有一个隐秘的洞穴,其外观俨然是一座庄严佛寺。寺内禅声梵呗,这些来自邺都的僧侣谁也不知道大佛背后还掩藏着高欢皇帝的陵寝!

20多年后,短命的北齐王朝,遭遇了北周进攻之后瞬间走向了灭亡。北周武帝占领邺都后首先宣布了废除佛教令,责令僧人还俗,烧佛经,毁寺院,作为北齐皇家寺院的鼓山石窟寺也遭到严重毁坏,曾经戒备森严的鼓山化为一片灰烬。这时,那个工匠的儿子悄然来到鼓山,他找到父亲留给他的暗记。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工匠的儿子按照父亲的暗记找到了那个隐秘的陵穴,撬开墓洞门,将陵穴中随葬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并永远遁迹于乱世中。

一直到宋代,司马光才在《资治通鉴》中记述到:“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一千多年来,高欢陵穴一直是一个神秘的传说。直到上世纪初期,两个日本学者乘坐着雇来的马车悄然来到鼓山之腰,这座被废弃的古刹才重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1982年暑期,笔者在随同邯郸市文物部门对北响堂石窟测绘时,与领队的老师攀爬进入了这座隐秘千年的皇家陵穴,只看到洞穴中除了一些散乱的石块再无他物了!

现存于北响堂的《创建北堂记》碑载:“鼓山石圣创建于北齐,勒为寺焉,永久不灭。其山有岚气云霞之景,所以圣意隐之,不时有神光出现,乃谓名山福地……”,云云。

 

响堂寺主

 

邺城之所以成为佛都,之所以成为北方佛教文化艺术的中心,还在于其有佛门奇僧佛图澄、佛学完人道安、义学大师昙无最、大论师道凭、禅宗二祖慧可、译经师僧昙和慧光等一批在中国佛教史上成就卓荦的名僧,其中也有少林寺第二位主持、少林武术的鼻祖大德禅师僧稠。

僧稠禅师俗姓孙,邺城人,祖籍昌黎(今河北),后迁居钜鹿的瘿陶(今河北宁晋)。僧稠从小就以孝信闻名乡里,后来发奋学习传世经典,博学多才,被征为太学博士,讲解经籍,声盖朝野。后因政局动荡社会战乱于28岁出家。精修不懈,习得“十大特胜法”,渐达禅定境界,证得禅法要诣。在嵩山少林寺向佛陀扇多呈己所悟证果,佛陀祖师评价:“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并更授以深要禅法,逐步成为北方禅法之祖。佛陀扇多之后,僧稠继任少林寺第二位主持,与慧光一起管理少林寺僧。《太平广记》记载,“僧稠武艺高强,能飞行壁间,开创了少林武术之习”。北魏孝明帝曾接连下三道诏书请僧稠入京弘传禅法,禅师都委婉谢绝,因此孝明帝只得为僧稠“就山送供”。

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僧稠以71岁高龄入邺,文宣帝高洋以帝王仪仗亲率文武百官出城迎接,并扶入宫。禅师入宫即向文宣帝及皇后阐讲禅说戒,文宣帝“毛竖汗流”,受菩萨戒,禁肉断酒,封僧稠为国师,称为“黑衣天子”。

僧稠在宫中留住40天,每日给文宣帝讲述经典义理和禅法要诀。后以道化须布要离宫上山,高洋帝于天保三年勅命在邺西80里的龙山为僧稠禅师建云门寺,并“兼为石窟大寺主”,齐乾明元年(560年)四月十三日辰时无病端坐圆寂于山寺。据学者考证,云门帝寺在今邯郸磁县西南的五合乡五羊村东二里的漳河左岸,当地寺庙遗址还有“稠禅师之寺”残碑,并有大量僧稠故事和遗迹。僧稠兼任的“石窟大寺”主的大寺,就是邯郸峰峰矿区鼓山北响堂寺,也就是说,僧稠禅师就是北响堂石窟大寺的首任敕封“大石窟寺主”。此外,邯郸市西部北洺河流域的武安市活水乡寺沟村的定晋岩禅果寺,是兴和年间僧稠行道坐禅之处,当地碑刻还记载有僧稠在此“法衣挂树”、“解斗二虎”的故事和遗迹。

后人评论:“自古传教以来,没有哪一位僧人可于僧稠禅师并论,佛事弘化,到此算是最兴盛了。”

 

响堂模式

 

石窟寺是佛庙的一种,其开凿时间晚于佛庙、佛像发展的一个时期。中国北方石窟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从开始凿窟的5世纪后半到6世纪初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石窟类型有禅窟、塔庙窟和佛殿窟,后两种盛行,如云冈昙曜五窟;6世纪前期为第二阶段,此时期禅窟稀见,塔庙窟减少,佛殿窟发展迅速;6世纪中晚期为第三阶段,此时期窟形变化不大,许多石窟流行窟檐雕饰。如北响堂一带石窟库外压面多雕凿塔形,进入石窟观佛,确是“入塔观佛”了,这一点可以证明,北方开凿石窟的目的确为僧人禅行。此阶段无量寿(阿弥陀)题材增多,幅面较大的净土出现了,如南响堂第1、2窟的净土变。其后,7至8世纪中期为第四阶段,到了8世纪中期以后的第五阶段,石窟逐步走向了衰落。

响堂山石窟主要包括南北两处,两窟相距15公里,现有16窟,大小佛像4300多尊,还有大量刻经、题记等,北齐以后,隋、唐、宋、明、清各代均有增凿补刻,是河北已发现的最大的石窟,也是国务院1961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响堂石窟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临水镇纸坊村西北的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这里有上下两层7座石窟,自下而上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迦洞、力士洞和千佛洞。窟旁依山势建有殿宇、靠山楼阁、古塔等建筑。其中华严洞规模最大,窟内刻有阿弥陀佛净土图故事、释加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的浮雕。上层的千佛洞小巧玲珑,雕艺精致,窟顶外壁上方雕覆钵塔,塔端雕卷云状山花蕉叶,中雕展翅欲飞的金翅乌,钵顶雕宝珠,两侧各雕八角形宝珠顶柱,窟内三面宝坛上各龛均雕一佛两弟子两菩萨,窟壁广造千佛,窟顶中央雕莲花,周雕8身飞天,两两对称形成轻歌曼舞的神仙极乐世界,窟外壁的大型雕刻和窟顶的飞天雕刻堪称精妙绝伦的艺术珍品。

北响堂石窟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和村村东的鼓山天宫峰西坡山腰。远远望去,石窟外墙就像飘挂在山间的紫红色绶带。北响堂石窟现存洞窟9座,从左到右为大业洞、刻经洞、二佛洞、释迦洞、嘉靖洞、无名洞、大佛洞和两个无名洞。这些洞窟以大佛洞规模最大,装饰也最华丽,大佛洞进深、面阔为12米,高达12.5米。石窟中间为一个直通窟顶的方柱,方柱的三面各开凿出一个大佛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像。正面龛本尊的释迦牟尼坐像通高5米,佛背光浮雕火焰纹、忍冬纹,七条火龙穿插其间,造型匀称,线条刚劲,雕刻精巧,装饰华丽。为响堂石窟中最大的石窟造像,也是北齐高超石刻艺术的代表。洞窟的四壁均匀地分布着十六个繁细富丽的塔形龛,塔形龛的下面采用物象外减地平浮雕的技法雕刻出天人、香炉等轮廓,类似剪影效果,也很像中国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而细部则采用壁画的形式画出人物的五官、服饰。佛像的雕刻技法也不同于其它石窟,在龙门、云冈等地,佛像的雕刻手法多采用平直刀法,而在响堂石窟中的佛像雕刻开始使用了圆刀技法,佛像、菩萨、弟子等造像趋于圆润,生动,传神。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大佛洞中心方柱南侧的佛龛内,有一尊细腰斜躯、上身赤裸、下身着裙的具有女性风格特征体态优美的菩萨像,虽然这尊菩萨像头部已经残缺,手臂也已残断。但其极具动态美感的身体曲线,加之极具写实的表现力,使这尊北齐时期的菩萨像充满了妩媚和迷人神色,这尊菩萨像仿佛天外来物,开启了隋唐造像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也影响了整个中国雕塑艺术的大改变,使中国的佛像雕刻开始有了汉式风格和女性化倾向,犹若东方的维纳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他编写的《中国通史》中由衷赞叹道:“北响堂大佛洞可与龙门等诸大窟相媲美!”

刻经洞是北响堂山另一个重要的洞窟,其开凿的时间大概在北齐天统年间,也就是公元565年。洞窟外形明显受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呈现出覆钵塔的造型。这种造型在早期佛教中是为了安葬佛祖释迦牟尼特意创造出来的,传到中国后便成为高僧大德圆寂后的神圣象征。北响堂石窟中出现的这一系列新异造像题材、造像风格、洞窟造型令人称奇,这种石窟造型到后来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经典之作。刻经洞外墙壁上刻满了文字,这些文字全部是佛教经卷,有的是整部佛经,有的则是一部佛经的节选。在石窟镌刻佛经,也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独创,而中国佛教刻经的发源地便是响堂山。公元568年,北齐晋昌郡开国公唐邕首次在响堂山开创了将经文镌刻在石壁上的先河。此后,这种做法影响到山东、河北以及北京房山云居寺等地,并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的刻经文化体系。迄今,在邯郸市峰峰矿区响堂山和涉县娲皇宫仍保留有数十部摩崖石刻经文,遍布在洞窟内外、佛像上下。20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刻经研究专家罗昭先生来到这里,看到这些遍布石窟内外的刻经,激动地说:“这是中华第一刻经”。

在建筑艺术上,响堂山石窟吸收了印度塔形建制,结合中国传统的营造法式开凿了“塔形窟”,给我们保存下1400多年前北齐时期的建筑造型,被学术界称为中西(中原和南朝)文化最早结合的典范,这在全国是仅有的。响堂山石窟的雕刻艺术承前启后,是我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石窟向洛阳龙门石窟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被学术界称为“响堂模式”。响堂石窟的造像风格使中国的雕塑艺术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释迦洞门侧高大的石雕柱子底下卧着的两只硕大的石狮子也被看做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石狮把门的较早实例。响堂刻经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刻经的先河,是研究我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一座重要宝库。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建筑史》中评价:“佛教传入中国,在建筑上最显著而久远之影响,不在建筑本身之基本结构,而在雕饰。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种类奇多,什九为外国传入之母题,其中希腊、波斯纹样,经犍陀罗输入者尤多……。莲花为佛教圣花,……因莲瓣之带有象征意义,遂普传至今。……以相背兽头为斗拱,无疑为波斯柱头之应用。狮子之用,亦颇带波斯色彩……。中国固有纹饰……亦见于各处。响堂山北齐窟雕饰母题多不出上述各种,然其刀法则较准确,棱角较分明,作风迥异也”。梁先生还说,“南北响堂山北齐石窟为当时石窟中印度影响最重者。窟前廊柱均八角形,柱头、柱中、柱脚均束以莲瓣,柱上更作火焰型尖拱,将当心间檐下斗拱部分完全遮盖。其全部所呈现现象最为凑杂奇特。”

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评价:在中国石窟艺术发展中,北魏和隋唐是具有划时期意义的重要阶段。在这两大阶段石窟之间,响堂山北齐石窟(包括天龙山石窟)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造像特征和服饰等有了新的突破,手法更趋自然写实,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纯朴性格,形象更加中国化。北朝石窟的几种主要窟形,如塔柱窟、佛殿窟(仿木构屋形窟)以及由佛殿窟演变而成的佛坛殿(三壁三龛窟),日趋完备成熟。石窟功能多样化,不仅用于观像、习禅,而且凿经洞、开瘗窟,更符合宗教和世俗的要求。这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一个长足的进展”。

195963,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完邯郸市峰峰矿区宿凤焦厂后,顺路来到南响堂石窟参观。周总理一边看一边认真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看到第五窟——释迦洞顶的“飞天”浮雕,连声称赞:“很美,很讲究。”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看这‘飞天构图优美得很,比咱中央大礼堂设计屋顶讲究得多”。看到第七窟——千佛洞时,周总理仔细端详着左尊释迦右肋待菩萨石像说:“你们看这手、站姿和曲线都很美,很像印度手法”,周总理边看边语重心长地叮嘱:“应该很好地保护它,艺术价值很高,这是国宝!”

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这个保存了1400余年的石窟,已经由河北省公布为首批九大重点风景名胜区。响堂山依然在风雨中向人们倾诉着岁月的沧桑,见证着一千多年前那次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见证着佛教的中国化。

 

响堂之殇

 

2009年9月至2013年1月,部分流失境外的响堂山石窟造像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斯马特博物馆、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达拉斯草原博物馆、圣地亚哥博物馆等地巡回展出后,来到位于纽约曼哈顿的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他们在这里举行的“响堂山石窟造像特展”中最后聚首,而后又各自飘零……

每每提及这些流落海外的中华瑰宝,我们都会把目光投向那些在20世纪头十年对响堂石窟集中盗凿,并将其中绝大部分精品造像辗转盗卖至世界各地的当地官员和国际文物巨商——卢芹斋。

卢芹斋何许人?笔者辗转从香港购得法国汉学家、现任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高级副总裁罗拉女士耗费数年心血撰写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物界传奇人物——卢芹斋传》,并想从中寻找响堂石窟造像流失国外的路径。研读之后才渐渐对一直以来坊间认知的文物盗卖巨商卢芹斋和中华文物的回归与保护有了些许新认识。

卢芹斋(18801957)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外销古董商人,出生于浙江,在西方影响颇大。他的公司总部设在巴黎,在上海、北京、纽约曼哈顿57街等地设有分店。许多中国古董通过卢芹斋的公司走向国际收藏家的案头或大型博物馆。他的客户包括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大家族,也包括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等机构。卢芹斋在巴黎的故居——红楼(巴黎彤阁Pagoda Paris)的官方网站介绍:卢芹斋先生是最早来到西方的中国古董商人和中国及亚洲艺术品的使者,不仅将亚洲文化介绍给了西方世界,而且在巴黎和纽约建立了极有影响的亚洲古董展览馆。卢芹斋先生在有生之年积累了渊博的知识,这体现在他对自己独树一帜的图书馆的管理中。在这个图书馆,他收集了最有价值的出版物和原始资料,可以和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媲美。他收藏了1300册图书,3000个展览会和世界各地拍卖会的图录,他与客户、收藏家和博物馆的私人信件涵盖整个世纪,给世人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这些藏书和资料乃是红楼的一部分,他还积存了3000多张原物照片。这些都为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收藏家、拍卖行等提供了原始信息。当然,多年以来,中外各界对卢芹斋评说不一。无可否认,站在中国人的角度,许多珍贵的中国文物正是通过卢芹斋等人之手流失到了海外。这次响堂山石窟造像特展的12件展品中,其中6件就来自卢芹斋,特展出版的画册附录部分提供了一份由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收集的响堂山石窟雕塑海外收藏索引”(Concordance of Xiangtangshan Sculptures Outside China)中的响堂山石窟102件雕塑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古董巨商卢芹斋之手流失出境的!这一点从这些精美藏品所标明的购买和捐赠者名字和由卢芹斋本人编印的精美文物图册中就能得到清楚无误的证明。难怪《纽约时报》在报道时将题目定为神秘中国艺术品商人卢芹斋藏品在纽约展出

从卢芹斋传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卢芹斋是一个精明的文物商,其本人的经历充满了矛盾,他是那个时代一个影子。他将大量中国文物倒卖至欧美,许多中国人视他为卖国贼,可谓典型的卖祖求荣之辈!对此,他在1950年为自己辩解道:我出口的都是从市场上通过与别人竞标买来的,我卖到国外的文物如今都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如果当时把它们留在了中国,恐怕只会让不了解它们价值的人给毁掉。但在欧美博物馆和收藏人眼中,他有信誉,他让大量中国文物在国外得到妥善保护,他极尽所能让西方人了解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世界很有发言权,好像是中国文化的大使,他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古董商像他一样能取得国际业界的广泛信任。

卢芹斋还是一个患得患失的爱国者。“七七”事变爆发后,卢芹斋夫妇毫不犹豫地投入抗日爱国救亡工作,卢芹斋本人甚至加入了法国亲共的“对华友好协会”,他不知疲倦地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吁,还订阅了左翼的《中国》月刊,传播抗日资讯,策展义捐义卖,支持联合抗日,既资助中国政府,也愿意资助共产党。抗战结束后,他还和林语堂等人一同获得了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颁发的银质抗战胜利勋章。

1948729日,上海海关查扣了卢芹斋东躲西藏十几年辗转从北京运到上海并拟发往美国的17342件古董。两年后,这批珍贵文物由新生的人民政权收归国有,并作为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从此,卢芹斋的古董生涯不再有来自国民政府大人物和社会势力的保护与疏通,他不再能在社会动荡和战乱中化险为夷力保不失。19503月,他坐在纽约舒适怡人的办公室长叹道:中共政权接管上海后,立即查封了我收购的大量文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中国古董生意做到头了”。一个在半个世纪中令大量国宝源源不断盗运倒卖到国外的文物贩子不可能成为新生人民政权的朋友,新中国的成立最后终结了卢芹斋的文物买卖生涯。

200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东亚艺术中心在多个博物馆的参与和多个基金项目的赞助下,运用现代数码技术,与中国有关单位合作,在响堂山石窟开始进行传统研究和现代数字化应用的研究项目——响堂山石窟:复原和还原工作,使观众可以通过数码视频犹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这些精美造像原本在石窟洞窟之中的位置,真实再现响堂山石窟内外部现状。但无论如何,这些流失到海外的精美响堂石窟造像永远成为了佛都邺城,更是响堂石窟永远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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